*运用扎实的史料梳理著名学者的藏书与治学之路 *呈现一代学人的治学风格、学术路径、文化品格 -- 本书深入介绍了康有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齐如山、胡适、郑振铎等七位现代著名学者的藏书经历，及藏书与其学术文化活动之间的内在关联与历史逻辑，揭示了他们各自不同的治学风格、学术路径和文化品格，彰显了这一代学人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大变局中所体现出的中西各采、兼容并包的学术气象和文化立场。不仅如此，作者还通过对大量藏书史料的钩沉爬梳，丰富地展现了这一代学者在治学中普遍注重将思想与材料打通，注重以材证见、见中有材的学术研究方法。这种研究方法扎实而深厚，既让思想的光亮有了坚实的基础，又赋予枯燥的材料以思想的生命力，对于当下学者治学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甲子学者治学谈》是“2015年南京大学语言学高峰论坛”的纪念文集，收录了与会的冯胜利、李亚非、沈阳等13位海内外语言学学者的学术论文和随笔札记。 本书分为上下两编。上编是学术论文，主要反映作者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成就；下编是随笔杂记，主要记述作者的人生经历和治学感悟(也包括个人简介、作者照片和相关的诗画作品)

《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是胡适于1912年10月在《北京大学月刊》上发表的文章，是他对中国清代学术，特别是考据学／朴学中治学方法的系统分析与评价。文章既有历史考察，也有理论批判，意在指出清代学者在学问上的长处与可借鉴之处，同时反思传统学术中仍有的局限。 胡适从“科学方法”的角度切入，对比欧洲科学与中国传统学问，认为科学方法不只是哲学家高谈阔论的结果，而是科学家在实验与观察中形成的实践体系；类似地，清代学者也在“朴学”中形成了一套以证据为基础的、重实证、求精确的研究方法。文章强调两项关键：一是大胆假设，即在资料尚未完全清楚之前，可以提出合理的假说；二是小心求证，即用实在的证据进行验证，不轻易妄下定论。 在具体内容上，胡适举了很多清代学者的例子：顾炎武、阎若璩等人如何在训诂、音韵、古文考证中对应“归纳与演绎”的方法；戴震、钱大昕等人检视古书、考订经义、文字的形音等方面，如何搜集“实证”并用旁证、本证细致区分。胡适还指出清代学问虽著重古籍校勘与事实考察，但也始终受到传统权威、文言文形式、格物致知等观念的制约。 文章不只限于史家论述，也带有胡适个人的治学体会与主张，他主张后人应继承清代学者实证与考据的精神，但也要突破旧形式的束缚，让学问更开放、更科学、更与现代社会与语言接轨。

本书叙述中国历代著名私人藏书家藏书嗜好、规模及逸闻趣事，藏书楼建设、命名和蕴含的典故。资料详实、语言流畅，集知识性、可读性于一体。

《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是麦大维先生积25年之力撰成的唐代儒学研究的代表作，将唐代儒学的演变与学者群体及学术机构的发展紧密联系起来，对学校与祭孔、经学、国家礼制、史学、文章观等问题展开深入探讨。每一领域独立成章，按照高祖及太宗朝、650-755年、安史乱后三个时段，依序梳理学术环境、学术活动和学术观点发生的变化，总结各领域及其子领域的学术发展轨迹，分析中央政府学术地位的渐趋弱化，以及学术与文学独立性的日益增长，彰显中央非常不错的衰落和稳定环境的消逝这一共同趋势，证实唐代的学术分期符合唐代政治与社会发展的历史。通过系统而全面、详实而缜密的研究，有力地扭转了传统思想史忽视唐代及其儒学遗产的倾向，特别赋予汉、宋之间的唐代儒学以重要历史意义。

《中国藏书通史》:弘扬藏书文化学的一部力著。 《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它具有三方面优点： 　　（1）对中国藏书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贯通古今。既以公藏私藏为主体，又述及书院、寺院藏书。对于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如辽代藏书、金代藏书、明代藩王藏书等等，亦给予一定的地位。涵盖面之广，是以前同类著作不曾有过的。 　　（2）指导思想明确，力求对中国藏书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说明。编者认为藏书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划分藏书历史的发展阶段。在各时期的叙述中，又将藏书情况与该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文化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而全书逻辑严密，自成体系，资料充实，考订细致。 　　（3）本书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推陈出新，具有不少新的发现。在资料和史实考订方面...(展开全部)

《中国藏书通史》:弘扬藏书文化学的一部力著。 《中国藏书通史》是一部规模宏大、内容丰富、体系完整的学术著作。它具有三方面优点： 　　（1）对中国藏书的历史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上起夏商，下迄20世纪90年代，贯通古今。既以公藏私藏为主体，又述及书院、寺院藏书。对于过去很少为人注意的问题，如辽代藏书、金代藏书、明代藩王藏书等等，亦给予一定的地位。涵盖面之广，是以前同类著作不曾有过的。 　　（2）指导思想明确，力求对中国藏书的历史进程加以科学说明。编者认为藏书形态的演进与社会的进步密切关联，并以此为基本线索，划分藏书历史的发展阶段。在各时期的叙述中，又将藏书情况与该时期的经济文化发展情况、文化政策联系起来进行考察。因而全书逻辑严密，自成体系，资料充实，考订细致。 　　（3）本书充分吸收已有成果，推陈出新，具有不少新的发现。在资料和史实考订方面...(展开全部)

本书属于刘小枫集。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二十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二十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本书属于刘小枫集。作者具有非常明确的问题意识，其思路是带着中国问题进入西方问题再返回中国问题。二十年前此书初版时，在学界引发极大反响，甚至有人评论说：“本书无疑是刘小枫最具有创造性的著作，他似乎揭开了为所有中国学者所热切关注的现代性的真正本质”。二十年后，在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日益全球化背景下，此书的学术意义愈加彰显。

《现代中国与西方》是《名家文化小丛书》之一的《现代中国与西方》分册，书中具体包括了：《关于机器的反思——兼论英国小说对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影响》、《易卜生在中国——中国人对萧伯纳的困扰》、《龙须与蓝图——为现代中国辩护》、《苦难时代的蚀刻》等文章。